兩岸關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黃春興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台灣新竹） 2009/9/7
1. 1949年—1978年
四十多年前，我家對面是一棟日據時代的衛生所，穿過它那小巧精緻的花園是一片翠綠稻田。收割後，水田原幾經曝曬，逐漸乾硬，暫時成為鄰近孩童嬉戲追逐的原野。每日午後，我們這一群講台語方言的小孩會集結在衛生所後方，撿拾小石頭和捏泥球，準備和另一群講著和我們不同語言的小孩開戰—“槍林彈雨”—直到午後的西北雨傾盆而下。更早之前，水田原西邊一大片農田被竹籬笆圈起，據說政府新建了平房給外省人住。他們是跟著國民黨部隊從大陸來的軍人，但也定居了十多年。外省人來自大陸，不，是來這眷村。在我們心中，被圈起來的眷村就是外省，就是大陸。
初中三年級時，為能專心準備高中聯考，我暫時住到這安靜的眷村。在這之前，疼愛我的小姑嫁給了外省人，就配住在這個眷村。他來自大陸的舟山群島，那兒還有他的元配和兩個小孩。我的祖母說大陸的內戰撕裂了他的家庭，他單個人在台灣，多年回不去很可憐。祖母接納了他和小姑的戀情。從那時起，我家裡就有了一個外省人；從那時起，家裡偶而會收到從香港轉來給小姑丈的大陸信，幾乎每封都曾被情治人員拆開過。
服役時，我的部隊駐在金門，是國共戰爭的最前線。那時，金門和廈門的兩岸軍隊正進行著隔日兩岸輪流開火的砲擊戰。一到砲擊時間，我們就得立即回到山洞裡。初抵金門時，長官告訴我們：“別太緊張，砲彈都會落到固定的地方，躲進山洞只是命令”。大武山上，有座沒有偽裝掩護的雷達站，在烈日下閃閃發亮。某日下午，長官帶著我們巡山，在制高點，我赫然發現對岸也有一座在烈日下閃閃發亮的雷達站，突然想起Robert Axelrod在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書中所描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地故事，和那群為傳遞雙方士兵期待和平的訊息而被打得稀爛的壕溝枯木。
2. 1979年—2009年
南寮漁港是新竹市的一個濱海傳統漁村，而新竹市則是台灣高科技的重鎮，也是國共戰爭時期清華大學（北京）南遷到台灣的城市。另個南遷的交通大學（唐山／上海）也設在新竹，而中山大學（廣州）則選擇台灣南部的高雄港。我到清華大學教書時，正逢學校脫胎換骨，推土機打掉老舊的二層教學樓，一座座的八層院系大樓拔地而起。國民黨政府調整了多年來的兩岸策略，以“立足台灣”取代過去的“反攻大陸”，願意在台灣建設永久性的大學校園。校外，眷村牆上的“漢賊不兩立”標語開始剝落，報紙出現批判大陸宣傳“一國兩制”的評論。
在週末，我們幾位老師會相約去南寮，那兒的海產鮮肥又價廉。餐廳老闆有意無意地說：“蝦蟹、黃魚、香菇都是從國外進口的。”那幾年，南寮漁民出海但不捕魚，開著小漁船越過海峽中線，從事起“海外貿易”。老闆又說：“漁船已經可以在大陸沿海靠岸了，只剩下回到台灣卸貨還得趁著夜黑風高，在海防疏忽的時刻丟包搶灘。走私的毛利潤本來就高，現在風險又降低了一半，很誘人的。”
海防真的疏忽嗎？有人說是走私漁民買通了海防官員，有人說是海防崗哨的阿兵哥不想多管，反正走私香菇魚蝦危害不了台灣的安全。那些年頭，台灣經濟兩位數成長，連續十多年下來，漁民早已淪入低所得階層。走私的所得是要給孩子們繳學費的，誰狠得下心抓這群樸實的漁民入監牢？隨著預期逮捕機率的下降和預期走私報酬的提高，隨著家戶的口耳相傳，到1980年代末期，南寮漁港成了台灣最知名的走私天堂。
台灣漁船能在大陸沿海靠岸，關鍵在於1978年底鄧小平在推動改革開放時，也同時提出要“為統一創造條件”。大陸創造的條件就是“綁緊兩岸經濟關係”，其作法之一是“推動兩岸直接貿易”；台灣面對這統戰的對抗策略是“堅持間接通商原則”。於是，大商船往來不了，倒是便利了小漁船的走私。
三十多年的兩岸隔離，四十多萬邁入高齡的來台戰士湧起故鄉思念情，開始利用各種管道返回大陸探親。不久，南寮漁船除了走私漁貨，也開始偷偷運載老兵，悄悄地在大陸沿岸登陸。偷渡探親的人數愈多，愈是勾起思鄉者的鄉愁和憤怒。1987年，老兵們終於打起“想家”的抗議布條走上臺北街頭。同年底，政府也就宣佈終止“臨時條款”回歸憲政，也同時全面開放赴大陸探親。如預期地，旅行業者先是推出“大陸探親旅遊團”行銷老兵，不久就改為“大陸旅遊團”招攬一般百姓。民間旅遊的熱絡大幅地降低台商到大陸違法投資設廠的政治風險和資金往來的成本。先到廈門、深圳等經濟特區，然後擴展到東莞、蘇州、上海等開發區，十年間，台商已遍及大陸各個省市。
根據最近統計，在大陸的台商約160萬人，意味著近100萬個台灣家庭或約300萬人在經濟上和大陸緊密相關。在台灣有註冊的大陸配偶數約25萬人，也就是有近100萬的台灣人是兩岸共組家庭。若再加上每年赴大陸旅遊人次超過400萬，每天就有超過50萬人正在大陸旅遊。可記得，台灣總人口數是2300萬人，若將上述數字換算成百分比，那是很驚人的。
3. 新的世代
六十年來的兩岸關係可以從兩岸人民生活感受的變化來審視，然後劃分成“1949年—1978年”和“1979年—2009”年兩段時期，而這剛好也就是大陸改革開放的前與後。
第一段時期的兩岸關係，在台灣人民的眼中僅是國共兩黨的政權爭奪戰從大陸打到台灣，然後迫使他們去接納來自大陸的外省族群；相對地，會有切身之痛的是滯留在台的外省軍人與他們無法團聚的大陸親人。三十年的歲月和新組家庭的溫暖逐漸淡化他們的思念，不再“午夜夢迴淚濕被”。到了第二段時期，“大陸”沈澱為外省族群記憶深處的故鄉，“台灣”則在大陸官方的政治宣染下成為民族感情的新圖騰。至於非外省族群的台灣人民，樂見大陸的改革開放和共產意識型態的消退，潛越海峽中線，以新的經濟、文化、感情的交流重建斷裂三十多年的兩岸關係。
相對於人民的心情感受，兩岸政府則充滿著謀略和算計。在第一段時期，國民黨政府誓報兵敗之辱，一心想光復大陸；而共產黨也鐵了心，誓要殲滅國民黨軍隊，解放台灣。到了第二段時期，兩黨的政壇老輩萌生休兵和好的心態。蔣經國開放台灣老兵赴大陸探親，不僅出於人情，也深知不能再繼續割離這個民族；而大陸的陳雲也說：“要趁我們這些老人還在的時候早作打算，早下決心，先把國家統一起來。” 這時，台灣已經走上政治民主化，主張兩岸終極統一的國民黨曾一度失去政權，其間執政的民進黨繼續以各種方式追求他們的建國理想。
國共戰爭已過了一個甲子，當事人已凋零殆盡，而戰時出生的嬰兒也藉退休年齡。登上時代舞台的是在承平下成長的新世代。這幾年暑假，我指導了不少來自北京、清華、蘭州、蘇州、浙江、中國科技等大學的交換學生，他們的思想與生活方式和台灣的大學生沒什麼差異：為就業煩惱、為出國猛讀英文、哈日哈韓也哈台、談化妝逛商場、手機不離身、熬夜打MSN、寫滿心情表白的blog…。在這個生活文化中，他們學習到不同程度的生活獨立：在妝扮自己中學會個人特色，在工作中學到個人意見的充分表達，在對就業的不滿與失望中學到自由選擇和“以腳投票”。他們也有死黨一起逛街、聊天、上網。這是兩岸關係的第三段時期——是一段兩岸青年擁有極為相近的生活文化的新時期。
多麼奇妙的歷史時刻，兩岸的新世代竟會在相近的生活文化中長大！他們的思想、生活方式、成長經驗完全不同於前兩段時期，我們無法要求他們繼承過去。他們得開創屬於自己世代的兩岸關係——適合他們的思想、生活方式、成長經驗，不是嗎？
4. 歷史的智慧
面對即將承接的新世代，做為他們導師的學者該如何指導他們去開創新的未來？負責任的官員該以怎樣的政策拓出足夠大的空間讓他們能追尋自己的理想？我們能否在六十年兩岸關係的演變中覓得幾絲歷史的智慧？
八二三金門戰役之後，兩岸分治已成定局，“海峽中線”成為不能跨越的紅線。在大部分的時候，兩岸都是各行其是、隔海相互放話。
海峽中線禁區降低了兩岸衝突的風險，但對於基層人民，跨越海峽中線則能讓自己活得更好：老兵跨越海峽中線可以看到孩子已經多大，漁民跨越海峽中線可以分享貿易利得。口耳相傳的走私利益衝垮了海峽中線，也誘發兩岸關係的演進。然而，最重要的推力來自大陸官方允許台灣漁民靠岸登陸的統戰策略。或許大陸官方預估過台灣漁民的走私潮，但我不相信會算計到外省老兵的偷渡探親潮。若時間再往前推，如果沒有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誰敢提議讓台灣漁船靠岸登陸？從“改革開放”到“允許靠岸登陸”是一連串的政策演化，其原初目的並不在於改變兩岸關係。
事後追記功績的意義不大，但我們確能從歷史中獲取智慧。假設當時大陸官方採取的政策是針對特定的利益或對象，勢必無法降低台灣漁民走私的風險和成本，南寮就不會成為“走私大港”，漁船也不會偷載老兵返鄉。不論有意或無意，當時的政策幸運地採用“普遍適用原則”，讓百姓都能在各自利益計算下尋找自己的利用方式。於是，非原初預期的發展出現了。
“普遍適用原則”也曾是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思考過的“政策原則”（我加上引號，因為這是轉借和應用哈耶克的學說）。他在思考經濟問題與經濟理論的區分時質疑道：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性和主觀偏好，並不需要經濟理論去指導他們的消費和生產。他們自己會在議價中決定特定交易的價格，也不需要經濟理論的指導。他們都能處理自己的經濟問題，並不需要經濟理論的閒言閒語。那麼，經濟理論的議題在哪裡？根據經濟理論擬定的政策又該是什麼？
哈耶克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是發現：經濟學家常有干預百姓日常經濟行為的傾向。他們常仿效自然科學家，認為自己擁有較一般百姓更多的經濟知識，有責任和義務幫他們設計更好的經濟生活。哈耶克認為這種態度是對知識的錯誤認識，因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結構並不同。
在自然科學中，科學家只要依據抽象理論所建立模型，再將個案資料輸入，便能推算個案將發生的現象和問題。譬如今年台灣南部發生的山崩滅村慘劇，地質學家只要調查該地區的地質資料，就能較當地居民更精確地預測山崩危機。也就說，科學家能在颱風來臨前根據科學知識強制居民撤離山村。
但社會現象則是在個人的行動和彼此的交互影響下開展出現，隨時在變化，因此，即使社會科學家能像古希臘天神宙斯一樣盯緊著人的一舉一動，依舊無法預知人的行動和社會的發展。換言之，客觀模型在社會科學中是不具有預測意義的，社會科學只能預測社會展現的過程，而其理論的內容便應是人的行為模式和社會演化的普遍法則。以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為例，經濟理論的意義不在於對個人的選擇和行為加以解釋，而在於發現行為模式和普遍規則，如：市場價格如何形成？貨幣如何演化？利率如何引導投資？個人間的片段知識如何協調合作？
兩岸關係也是社會科學，探討的是兩岸人民交互影響下不斷展現的現象。新世代有自己的想法和期待，就如同對日劇、韓劇、好萊塢的動作片或法國情愛電影各有喜愛一樣，我們不論說出什麼具體的見解都未必是他們的心聲。因此，學者和官員必須避開對特定對象或利益的關注，而盡力於發現普遍利用原則下的行為模式和政策。譬如過去大陸提出的靠岸登陸、兩岸三通都符合普遍利用原則，台灣提出的保護私人產權、個人不受潛在武力威脅等也都符合普遍利用原則。
我相信兩岸的學者和官員還會創造更多符合普遍利用原則的政策。